《山东大学宗教、科学与社会问题研究所成果系列》总序
25年前，著名生物学家和哲学家爱德华•威尔逊教授在其社会生物学基础上提出“人类行为的四个基本类型：攻击性、性、利他主义和宗教”(Edward O. Wilson, On Human Natur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1978, p.97)。这一理论有力地向我们揭示了人性的内部结构。就此，去年我曾与威尔逊教授在哈佛的一次学术约谈中表达并一起探讨这样一种思考，即科学不仅是人类特有的用以有效认识和把握自然的知识系统，而且是延伸和增强人类对自然之控制与攻击力的攫能系统；不仅对社会、而且还应对文化从生物学的角度加以研究，探讨我所说的“文化生物学”。如今，科学技术及其发展使人类的攻击性获得了越来越有效的扩张；现代人所受科学之惠可谓不胜枚举，科学文明几已成为现代文明的代名词。一个非常现实的情形是，现代人的生命和生活的各个领域几乎都有赖于科学和它的不断“升级”。在人们眼里，科学的就是合理的、有价值的、不容置疑的，因为，它就是我们人格的外化。事实上，过去两百年科学给我们带来的福祉，胜过此前的总和。但令人深思的是，宗教与现代科学比肩而立，古老而不衰竭，甚至科学还会受到来自宗教的批判和挑战。科学文明所引起的人类社会问题和生态问题，同宗教引起的社会问题和对生存的关注一起，缠结难分，使处身其中的现代人感到困惑。 质言之，宗教千载不已，乃源于人类的一种深切关怀：人类有没有此岸之外存在的可能？这似乎是一个超出乃至远离现实逻辑的问题，但却是千古依然的问题，它源于人类自我意识进而人性的升起，以及由此不断膨胀的对外部世界的攻击和攫取的能力及欲望。在已知的世界，只有人类产生了自我意识，与自然母体出现了对象化，提出“认识自我”的命题，认定自己的价值和存在的意义。于是，人类便在日益升级的层面上使自我得以实现。由此而生疑问：难道这么珍贵的生命存在将随其物理形态的结束而终结么？在这种张力作用下，天堂、净土、仙境、极乐世界等等，作为人性向着“来世”的不同延展方式，在各种宗教中被描画出来。 同宗教一样，科学是人性的外化。随着科学理性在文明中之升起，它在人类文明史上扮演了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人们用科学来表达和伸张他们的意志和力量，在现实维度上标示人性的向度。换句话说，科学是人类特有的攫能系统，它是社会共同人格在现实维度的膨胀形式。因此，任何试图对科学采取的否定，都将被视为是对人性与人类意志的威胁和否定，因而是危险的和不可接受的。崇尚科学，以科学为万物之尺度，以科学为文化之正，这是现代文明的一大特征，因为，科学这种理性文化使人类从整体到个体都获得了空前强大的攫能性，人类从未像现在这样拥有对外部世界的强大攻击力和控制力。科学使人类获得了过去许多宗教承诺的只有进入神界才有的能力（比如战胜许多疾病，延长人的寿命），许多人因此有一种似乎不再需要也不再畏惧上帝鬼神的感觉。这是人性的自然扩张，人类不会也不可能放弃对科学的崇尚和追求。 然而，遍阅千万年人类宗教和信仰的沧桑历史，我们却不得不说，人类的内在世界并没有他自己常常表白的那样完美无缺；“荒诞”，以及对更高形式的荒诞的需要，似乎也是人性的重要一面。自古以来，人类社会中总是不可避免地有一部分人要走向宗教信仰；而且，科学从未回答甚而加以否定的是人的终极关怀问题，而这恰恰是人性另一维度长期存在的、有“思想”的人类所难以避免的问题。这意味着，至少是相对于特定人群而言，科学理性在精神层面有其天然的局限性，它并不一定能够使他们的精神世界获得满足，使人获得终极意义上的“自我实现”。由此可以理解为什么美国新教思想家保罗•蒂利希说：“宗教是人类的终极关怀。”事实上，作为人类特有的文化，宗教同科学一样是膨胀着的人性的另一种表现形式。 每个人都是从特定的传统中走来；特定的传统造就了特定的社会，特定的社会就存在于特定传统的外化和更新、流变过程之中。宋代以后，以自省内求为特征的文化思潮渐成其势，中国文化逐步内向化，对外部世界的激情消失，而越来越深地耽溺于内部世界不能自拔。昔日尚具外向性的“格物致知”探索，到明代王阳明那里已被改造为“致良知”的学问：“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以此为“彻上彻下功夫”（《传习录》下）。可悲的是，以这种思想为代表的心性之学长期泛滥，又随封建社会及其道德和价值体系之江河日下，对中国文化之攫能性构成自我阉割，从而注定了近代中国之孱弱。与此同时，传统宗教也经历了由“聚形”到“散形”的过程，昔日传统宗教多已衰弱，其宗教思想和证神体系散入民间，大量新兴民间宗教倡行于世，社会伦理、审美、价值观念多元化，对传统社会秩序构成威胁，政治张力陡增，官民冲突不断。而按照历史规律和社会的自组织性逻辑，应有的宗教改革、重整各大宗教（“聚形”）并使新的外来宗教“汉化”的过程，却始终未能出现。而自十九世纪，经受侵略蹂躏之苦的中国人似乎看出自己落后挨打的根源在文化，于是民族自强的努力被诉诸于文化变革，这种努力的失败又一再地被归因于自身文化问题。于是，中国人多次强烈地排斥和否定传统，导致传统文化残裂，道德价值观念混乱。这是中国人必须慎思的问题。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逐渐加深的信仰和道德问题，与过去的年代里对传统的否定和破坏，自有深刻的内在联系。确实，传统在不断的被超越中获得生命力，时代在继承和突破中前进；我们不怕丢掉了破旧的传统、苍白的鬼神，但我们要怕的是把民族的内在整合性、民族的灵魂也一并丢掉了。 学人当以时代之甘苦为甘苦，以审思既往思虑未来为己任。我们需要斟酌中外，检阅古今，重建我们的传统。在这个过程中，任何有价值的东西，都应纳入吾人之思，“兼陈万物而中悬衡”（《荀子•解蔽》）。如此，则庶几可臻大道哉。 学问是荒原野草，自本自根，求之不得。山东大学宗教、科学与社会问题研究所的专兼职科研人员，依各自之学术志趣，就某些方面的问题深入探讨，所思所得，皆寒烛心血之凝聚；又选国外部分学术名著加以翻译，一同汇成系列，陆续出版。谨此为序。
山东大学宗教、科学与社会问题研究所所长、教授
姜 生
2002年岁末识于泉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