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陶弘景丛考》

本书并非有关陶弘景生平、著作、思想的通论性文字，作者试图通过史料的考据，勾勒出尽可能接近历史真相的宗教家的、医学家的、书法家的陶弘景形象。书中每一条目，皆是著者深思所得，皆有文献依据，但绝无因袭之论。

全书分五个专题，分别为：陶弘景交游丛考、陶弘景著作丛考、《真诰》丛考、陶弘景书法丛考、新订华阳陶隐居年谱，另有附录两种：陶弘景传记资料汇编、陶弘景事迹类编。共约四十万字。

陶弘景交游丛考  陶弘景一生，跨宋、齐、梁三代，经历可谓复杂。宋齐更替时，陶弘景曾从刘秉、袁粲起兵攻萧道成，事败，乃转投萧齐，后因求宰县不遂，永明十年（492）上表辞禄，隐茅山修道。比至萧梁革命，早已退隐山中的陶弘景又积极援引图谶，以示拥戴。入梁34年，梁武帝对陶弘景虽恩遇有加，乃至《南史》对其有“山中宰相”之誉。但在举国崇佛的大环境下，陶弘景被迫出走远游，作为妥协，以道教上清派宗师的身份往鄮县礼阿育王塔，自誓受戒，佛道兼修。本章以陶弘景交游人物为线索，对与六朝宗教史密切相关的几个重大问题，如梁武帝对三教的态度，陶弘景礼塔受戒的动机，上清派的传授次第等，略作探索。

本章重点结论有二：陶弘景之礼塔受戒，应是研究六朝佛道关系的重要问题，但从傅勤家著《中国道教史》以来，几乎所有的研究者都将此事视为齐梁佛道交融的例证，而从未分析陶弘景礼佛的真实原因。我们认为，陶弘景此举实非出于自愿，而是为维护茅山道众的生存，不得已而为之者。陶弘景悼沈约诗“我有数行泪，不落十余年，今日为君尽，并洒秋风前”，应是陶弘景被迫受戒后痛苦心境的写照。而其入梁后对武帝之小心翼翼，如化名出走、与梁武帝论书、进《周氏冥通记》、两次自杀的举动等一系列事件，都可作为证明。就梁武帝而言，也从来没有把他目为“山中宰相”，乃至最后给予“贞白”的谥号，有意无意之间犯其父讳（父名贞宝，字国重）。

详细分析茅山上清派的传授次第，唐·李渤作《真系》，以陆修静-孙游岳-陶弘景-王远知-潘师正-司马承祯-李含光为嫡派亲传，其中颇有可议者。陆修静所得上清经既不全面，又不出师授，就陆而言，上清经可能只是其“总括三洞”的诸经之一。至于陶弘景从孙游岳处所受，除上清经外，固然包括其他三洞经文，但陶弘景真正关心者的确只是杨羲、许谧所传上清真经。故我们认为，陆修静-孙游岳-陶弘景的上清传授谱系，极有可能是后人附会，茅山上清派的真正开山祖师应该是陶弘景。而王远知亦非陶弘景嫡传弟子，或许是因为王远知的本师臧矜声名不及陶弘景，故中唐以后，颜真卿、李勃等始将王系于陶名下，而凌驾陶弘景嫡传弟子之上。

陶弘景著作丛考  《梁书》谓陶弘景“性好著述”，其著作有目录可考者八十余种，内容遍及四部，涵盖面之广，堪称古今一人，萧纶《隐居贞白先生陶君碑》称：“恡惜光景，爱好坟籍，笃志厉节，白首弥至。若乃淮南鸿宝之诀，陇西地动之仪，太一遁甲之书，九章历象之术，幼安银钩之敏，允南风角之妙，太仓素问之方，中散琴操之法，咸悉搜求，莫不精诣。爰及羿射荀棋，苏卜管筮，一见便晓，皆不用心。张华之博物，马钧之巧思，刘向之知微，葛洪之养性，兼此数贤，一人而已”。洵非夸饰之辞。历千五百年浩劫，陶弘景著作存世者不足十一，检近代文献，刘汝霖氏《东晋南北朝学术编年》梁大同二年条有“陶弘景著述表”，列陶著作四十四种，罗国威氏《华阳隐居陶弘景年谱》，载陶著五十种，均非陶弘景著作之全部，因详为考订，并就所知，为著作提要。

本章重在文献整理，共检得陶弘景著作87种，一一论其真赝及存佚情况。部分已佚著作尚能检得佚文者，选录一二条，以窥原著之一斑。

《真诰》丛考  魏晋以来，道经造作日多，即如《抱朴子·释滞》所说：“道书之出于黄老者盖少许耳，率多后世之好事者各以所知见而滋长，遂令篇卷至于山积”。在众多魏晋新出道经中，尤以《三皇经》、《灵宝经》、《上清经》影响最大，由陶弘景编订的《真诰》实为上清派经文降世过程的“原始记录”，透过《真诰》的记载，不仅可明上清经文的降授次第，更能窥见此派的宗教主张和政治动机。

本章以《真诰》为线索，重在研究陶弘景及上清道派的主体思想。重点结论有三：通过对杨羲、许谧降灵会（seance）过程的考察，认为杨、许的一系列降灵附体活动，其实是一套由二许主谋，杨羲负责具体实施的骗局。并揭示出杨、许降灵接真的主要目的，即造作经典、另立教派以及谋取政治、经济方面的利益。

两晋道教门派众多，举其要者有三：三张所创之天师道，或称五斗米道；由葛玄、郑隐、葛洪相传的丹鼎派，及其后演化之灵宝派；以及稍晚出的杨、许上清派。通过分析《真诰》与天师道、丹鼎派，与《黄庭内景经》、《四十二章经》的关系，来概括《真诰》的主体思想。

从文献学的角度研究《真诰》文本的形成过程，尤其是陶弘景与《真诰》 的关系。以充分的材料证明《真诰》的撰著年代在齐建武三年至永元元年（496-499）之间，完成以后未加修订。分析《真诰》陶注后认为陶弘景对《真诰》的态度既十分虔诚，又非常严谨，换言之，陶弘景完全相信所谓杨、许手书真迹系上真降授，因此我们不同意胡适将《真诰》视为陶弘景伪造的结论。《真诰》毕竟属于较为冷僻的道书，故文献研究者对其的利用程度还远远不够，《真诰》的文献学价值有三：用于考订史实，如有关王羲之卒年的证据。用为校勘之助，举尚志钧先生辑《本草经集注》失校一例。用于辑佚，《真诰》正文及陶注徵引文献甚多，颇有今亡佚不存者，举诸辑佚家未曾留意者两例，清·严可均《全晋文·卷三十八》据《艺文类聚》、《太平御览》等辑庾阐《扬都赋》佚文，而不知《真诰·卷十七》中尚有大段佚文，今人刘纬毅作《汉唐方志辑佚》得晋·潘岳《关中记》佚文52条，（刘纬毅：《汉唐方志辑佚》，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81-86页）而未考《真诰·卷十七》尚有佚文数条。

陶弘景书法丛考  陶弘景书法虽不足以比拟羲、献，亦堪独步当时。梁·普通四年（523）尚书令袁昂奉敕品评古今善书者，有谓：“陶隐居书如吴兴小儿，形容虽未成长，而骨体甚骏快”。庾肩吾《书品》云：“陶隐居仙才，翰彩拔于山谷”。均极称赏。有关陶弘景书法成就及书迹流传的研究，清·翁大年氏有《旧馆坛碑考》，卢仁龙氏作“陶弘景与书法史料钩沉”（ 卢仁龙：陶弘景与书法史料钩沉，《文献》1991（1），160-174页。），皆备极详瞻，不容妄赞。本章主要讨论《陶弘景与梁武帝论书启》及《瘗鹤铭》的若干问题。

    本章重点结论有二：首次将《法书要录》中陶弘景与梁武帝论书启的顺序重新缀合整理，并考证其年代为梁天监十五年（516）。通过对论书启时代背景的分析，认为由于政治及宗教方面的原因，论书启并非陶弘景书法观点及鉴定水平的真实反映。进一步分析陶弘景与梁武帝论书启中陶弘景对钟、王书法的评价，认为其尊钟卑王之论实为附和梁武帝的违心之论，论书启中陶弘景关于王羲之末年书出于代笔人之手的说法，其实是在当时举国卑王的大环境下，为使王羲之的形象少受损害而编造出来的。

焦山瘗鹤铭年代、作者之争，始于宋，盛于清，迄今尚未能论定，如1983年《书法研究》同刊两文，一力主陶弘景作，一则非之。按鹤铭之讼虽无干典章学术，然涉及人物如王羲之、陶弘景、顾况、皮日休等，实关系书法史、道教史、唐代文学史，故贤若傅璇琮先生、卞孝萱先生皆有专论。《瘗鹤铭》原刻镇江焦山江边崖上，铭文书法雄健开张，故北宋以来即为金石书法家重视，欧阳修《集古录》以降著录不绝。因此铭题署“华阳真逸”、“上皇山樵”、“丹阳外仙尉”、“江阴真宰”等皆是隐名，故从宋代开始即对其年代、作者争论不休，举其要者有王羲之、陶弘景、颜真卿、顾况、王瓒、皮日休诸说，又有谓出于梁隋之间、隋代、晚唐无名书家之手者，其争议之烈，古今论者之多，恐仅在王羲之兰亭帖之亚。其中宋·黄伯思《东观余论》首将《瘗鹤铭》的书撰之功归于陶弘景，后人多附和其说，即如清·汪鉴《十二砚斋补瘗鹤铭考》所言：“焦山《瘗鹤铭》书撰姓氏自宋迄今纷无定论，然指为陶隐居者十之七。”及今，《瘗鹤铭》为陶弘景代表书作几成定谳。但本节综合所有线索，首先肯定宋人对《瘗鹤铭》文本有所篡改，并以充分的证据将《瘗鹤铭》的作者确定为皮日休。

新订华阳陶隐居年谱  新订年谱共得约4万言，远较宋·王质《绍陶录·陶华阳谱》、今人罗国威《华阳隐居陶弘景年谱》（刘跃进主编《六朝作家年谱辑要》下册291~328页，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详尽。

陶弘景传记资料汇编  见诸记载的陶弘景传记有十余种之多，本篇汇录现存重要传记九种、碑铭及墓志两种。

陶弘景事迹类编  陶弘景事迹，传记资料汇编所录多种传记资料载之已详，复检子史杂书、笔记小说兼及佛道经典，又得隐居轶事近百条，乃芟去与传记重复者，厘为五门，曰轶事、曰艺术、曰著作、曰遗址、曰师友门生。

本书关于若干细节的考证亦见著者功夫，兹举数例：1、关于刘宋末年，陶弘景从袁粲、刘秉反萧道成，事败，袁、刘死，陶弘景父子转与萧道成沟通。此事固系陶氏父子不得已而为之者。但尽管如此，著者认为，陶氏父子之投靠萧道成，的确有悖儒家舍生取义之旨，如当时百姓有语云：“可怜石头城，宁为袁粲死，不作彦回（褚渊）生”。（《南史·褚彦回传》）颇见人心向背。但若对照陶弘景在十五岁时所作《寻山志》中的话：“轻死重气，名贵于身，迷真晦道，余所弗承”。或能理解弘景父子的举动。另据《本起录》“俣既亡后，文章皆落零落，先生欲为纂集，竟不能得”。《内传》云：“先生乃喟然而叹曰：人无愚智，同尽百年，所贵身名遗芳寄世，惜乎刘生，名迹俱丧”。则正是陶弘景生死名利观的真实写照。

2、在第二章中，补辑了部分陶著佚文，其中陶注《老子》，据《道藏》洞神部玉诀类宋·饶阳居士李霖《道德真经取善集·卷七》“大器晚成”句引陶弘景曰：“积德道成，谓之大器，非日可就，故曰晚成”，辑得陶注佚文一条。近检蒙文通先生《蒙文通文集·第六卷·道书辑校十种》（巴蜀书社，2001年，145-254）有《晋唐〈老子〉古注四十家辑存》，于《老子》陶弘景注亦仅得此句。

    3、《真诰》徵引有《牟子理惑论》中的文字，这是最早引用此书的文献，实系研究《牟子》撰著年代的一项重要材料，而向未引起注意，如法·伯希和《牟子考》云：“当此二百五十年间（指公元二世纪末至五世纪中），除《弘明集》所载孙绰《喻道论》或宗炳《明佛论》外，存留于今之撰述，尚未见有引证《牟子》之文者”。余嘉锡《牟子理惑论检讨》云：“六朝以前，典籍佚者十九，就见存诸书徵引《牟子》最早者，莫如《世说新语》注”。是皆未能深考《真诰》者。伯希和及余嘉锡文见周叔迦辑撰，周绍良新编：《牟子丛残新编》，中国书店，2001年，99-100页，138页。

4、关于陶弘景与梁武帝论书启的时间，向未有人讨论，兹据论书启有云“自无射以后，国政方殷，山心兼默”。 按“无射”本指音律，亦可指九月，如沈约《宋书·律历志》云：“ 无射之数四十五，主九月，上生中吕”。 检《梁书·武帝纪》，天监十一年至普通二年各年中之九月均未见有重大事件发生，复于《魏书·肃宗纪》熙平元年（即梁天监十五年，516）条得一事：“ 九月丁丑，淮堰破，萧衍缘淮城戍村落十万余口，皆漂入海”。 淮堰即梁武帝天监十三年所筑之浮山堰，堰溃的后果见《资治通鉴·卷一百四十八》：“ 初，魏人患淮堰，以任城王澄为大将军、大都督南讨诸军事，勒众十万，将出徐州来攻堰，尚书右仆射李平以为：不假兵力，终当自坏。及闻破，太后大喜，赏平甚厚，澄遂不行”。再结合若干旁证，从而证明论书启必作于天监十五年。

5、关于瘗鹤铭的题名，著者认为，“华阳真逸” 等五个名号既然是隐称，则很可能是皮日休在撰铭之时即兴所起，并非此五人真正使用过这些别号。事实上，如“夅囗徵君”、 “丹杨外仙尉”、 “江阴真宰”三号基本上都属不可能自用的名号。“徵君”亦曰“徵士”，指征引不仕之人，但仅局限于第二、第三人称，即如赵翼《陔余丛考》所言：“有学行之士，经诏书徵召而不仕者曰徵士，尊称之则曰徵君。”颜延之《陶徵士诔》“故询诸友好，宜谥曰靖节徵士”，是其证也，从未有自称“徵君”者。自称“仙尉”已嫌托大，而“真宰”一词，源出《庄子·齐物论》，是造物主之义，若属自称，则真僭越不敬之至。这可能正是前贤费尽心机欲在典籍中寻找能与“华阳真逸” 等名号对应的人物，却劳而少功的原因所在。

作者简介：王家葵，男，1966年生，四川成都人。1986年成都中医学院药学系本科毕业，1991年获医学硕士学位，1998年获医学博士，现供职于成都中医药大学药理教研室，山东大学宗教、科学与社会问题研究所兼职教授。著作《神农本草经研究》（北京科技出版社，2001年，由国家自然科学出版基金资助）；《龙门药方释疑》（与人合著，河南医科大学出版社，1999年，由国家自然科学出版基金资助）；《中华医学文物图集》（与人合著，四川人民出版社，2001年）等。另有药理学、医学史及道教研究论文57篇。目前参加国家社科项目“中国道教科技史研究”，承担道教医学史部分的研究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