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0日晚，邵馆一楼报告厅座无虚席，山东大学“人文纵横”专场报告会在此举行。山东大学宗教、科学与社会问题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姜生教授作了题为《文化气质、精神世界与科学发展》的学术报告。报告会由山东大学团委主办、历史文化学院承办。历史文化学院副院长赵爱国教授主持报告会，校团委周庆华副书记、历史文化学院党委董雪梅副书记和来自各校区的300余名同学参加了报告会。

姜生教授是首届“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教育部首届“高校青年教师奖”获得者、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第二批“跨世纪优秀人才”、山东省东方文化研究基地首席专家、法国巴黎多学科综合大学（UIP）学术理事会理事，专门从事历史学、宗教学与科学史的跨学科研究。不久前，姜生教授率领的国际学术团队获得由美-法两国学者联合主持的GPSS计划“道教与科学”（Daoism and Science）项目奖。

在报告会上，姜生教授从文化气质、精神世界与科学发展的关系着手，深刻地剖析了科学发展的文化基础，揭示了道家文化的精神核心，并提出了寻找民族文化生存依据的见解——我们要想使一种文化存在，要想使一个文明不断延续和发展，必须在学习外来文化的同时,从自己的传统中汲取生命资源，找到我们的精神世界同我们的科学技术未来发展的内在联系，找到文化生存和发展的内在根据,这样一个民族才能回答“我是谁”的哲学命题，获得自己的意义。他激励同学们要成为新科学的创造者。

一开始,姜教授提出一个个问题：在科学研究的时候、在实验室进行实验的时候，你会否想到这是一种什么活动？除了实验室的研究，究竟什么成就了我们的科学？为什么我们只在追逐科学前沿，而不是在创造科学前沿？根本上，造就了科学创新的，不是传递文化的老师、学校，而是创造者背后的那个文化。我们的传统文化绵延不绝几千年，历成盛世,但到近代却不堪一击；在新世纪,当新科学时代即将来临之际,我们还没有成为世界科学的领头力量。我们能否从自己的文化中找到民族中兴的源泉，能否找到未来引领科学创造的精神基础？围绕文化气质、精神世界与科学发展的内在联系，姜教授娓娓道来，引导着同学们进入思索的海洋，睿智和幽默如行云流水，透出一个历史学家的深邃和哲人的敏锐。

姜生教授指出,今天，国家之间的竞争越来越深刻地从原始的政治经济领域转入文化领域，文化生存成为一个民族必须面对的重大现实问题，其中最重要最具制约性的是科学的原创能力问题。我们是否能够形成自主科学创新能力，是关乎国家命运和文化生存的首要问题，也是摆在每一个学者和科学家面前的历史使命。什么制约着一个国家的科学创造力？答曰：是它的文化。近代以来中国的现代化有一个问题尚待解决，即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博弈和交融互摄问题。过去，由于悲惨的近代命运，我们曾经强烈地否定、批判传统文化，事实证明对传统的全盘否定,同后来出现的全盘西化的主张一样,都是不现实且有害无益的。而事实上，近代洋务运动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我们的文化没有能够与买来和学来的科学技术相结合。我们恰恰是在一再地否定我们的文化，每一个时代都在做反省、检讨，甚至有点像自虐的样子了，但还是解决不了民族落后的问题，没有找到症结所在。其实至今绝大多数中国人仍沉溺于传统心态，不能适应现代社会，尤其是考虑到我们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国际市场竞争原则在文化和经济领域都在现实的层面迅速发生作用。

姜生教授指出,传统文化曾经作为中国古代科学发展的深厚基础,孕育出许多伟大的科学发明。古人认为，人的灵魂和肉体是可以分开的。因此他们认为只要把肉体维护好，就可以长生不死，成为神仙，这是古代道教的理想。道士们在寻找和尝试长生不死之术的过程中，科学技术的胚芽就潜伏其中，某些科学发明就从中诞生。比如为了炼制仙药，道士们将硫磺、硝石、猪肠和蜜等原料混合埋入土中，用特定的仪式，在下面加火进行“伏炼”。由于这种“伏炼”活动需要反复进行，而且必须控制在特定的火候上，才能“成功”，所以很难掌握好。道书记载说，进行这种“伏炼”，稍有不慎，就会“立见祸事”。在悠久的道教炼丹求仙历史上，一定有不少道士丧命于这种“伏炼”活动之中。今天我们知道，硫磺、硝石是火药的基本成分，但还需要炭。而猪肠和蜜等原料经过加热失水后，便提供了炭。所以，这种“伏炼”很容易导致爆炸。未见炼丹术使何人成仙，但却提供了火药的基本成分。聪明的中国人经过观察思考，又将这些成分加入一个可控制系统（如爆竹、枪膛、炮膛），就使其成为具有爆发推动作用的新能源，真正意义上的火药就诞生了。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一个从神仙梦想、到寻求丹药、到反复伏炼、再到观察收获进而控制利用的整个发明过程。这个从精神世界到科学世界的曲折过程，虽然包含了某些荒诞，却结出了科学果实。这种精神文化-科学创造关系仍然值得今人思考。

姜教授列举了道教中很多类似的发明和发现过程，如为了对付疟疾和山中瘴气，为了驱除人身中的“三尸”，道士们发明或发现了许多奇特的治疟、驱虫药物，这些药物至今为人所用，其中用青蒿提炼的“青蒿素”被美国科学家发现能够有效杀死癌细胞。古代道士认为山中有神、有洞天，能助人成仙，于是道士们用“护身符”防猛兽攻击，在原始山野中进行了事实上的探险和炼丹活动，积累了大量的地理科学知识，掌握其中的矿物、药物，绘制了令人惊叹的泰山等五岳的等高线地图和物产分布图。这同样是精神世界的追求驱使人们在不自觉中成为科学创造者。

古代道人梦想着炼得仙药，寻觅洞天宝地，就敢于挑战恶劣的自然环境，他们用生命换来的恐怕不是成仙，而是宝贵的科学知识和经验积累，尽管道士们在意的不是这些，而是能否升仙，但在他们那虚幻的动机结出了科学的果实，却是他们所始料未及的。关键在于，他们的理想是要使人成仙，他们的探索活动就不得不以现实的人与自然的关系为基础来展开，就不得不面对现实。并且道教崇信“道法自然”，主张因于自然而用之。为了炼“内丹”，道士们又不得不了解人体内部结构，于是历史上最早的人体解剖图就在唐末至五代时期由道士绘成。作为一种文化，道教同样是作为我们用来消化和理解我们所面临的对象的一种方式而存在的。因此姜教授告诉我们：“宗教和科学都是人类理解世界的方式，人类的精神世界和人对外部世界的渴求之间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关键在于如何将其外化出来。”这同样引人深思。

然而，古人对于天地人关系的认识，尤其道教探索精神的发展经历了一个变化的历史过程：先是外丹术蓬勃发展的汉唐时期，在对自然的探索激情中，有许多科学发明问世。后来是内丹术发达的宋元明清时期，中国思想的内向化发展，标志着对外部世界探索精神的衰退，对获得永恒的根据的寻求转向人自身，进而转向心性。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也由对外部世界的关怀回到自我，因此与外部对象世界的联系减弱了。宋明理学接纳佛道，比道教更是主观，理学家陆九渊干脆提出“吾心便是宇宙，宇宙便是吾心”。以庄子为代表的拒绝精确、拒绝解析，要求把一切认识过程都回归还原到浑沌的思想，至此发展成为一种难以逆转的文化气质，忽略事实、是非、物我之别，科学发展中必要的张力都被主观销解了。

尽管如此，“我们还是逃不掉传统，文化是你生来不能选择的客观存在，我们每个人都必然地置身其间，传统就是我们，我们就是传统；我们又不得不面对外来文化的冲击，而传统就这样通过我们在与外来文化产生互动，出现可能的更新。”在今天的国际化环境下，在我们对传统进行检讨的时候，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文化来回应未来的质问？或者说我们会用什么样的方式去造就我们的未来？姜教授说：“既然所有人都逃不掉你本来的文化，也无法避免与异质文化的遭遇，那么就要理智地承认，每一个时代的文化都是诸文化博弈的产物。新时代的文化必然在现代文化与传统文化的博弈中重组、改造、成长，逐渐形成那个用来表达今天之‘我’的东西。”

讲座最后，姜教授特别强调：“科学是人类特有的攫能系统”，“要想使一种文化存在，要想使它存在得更好，必须在接纳现代文明的同时，在自己的传统中寻找生命的源泉，找到和发展出我们文化的独特性，发掘和建立我们特有的精神世界同我们的未来的内在联系，这样才能在将来有资格回答‘我是谁’这个哲学的根本命题，这个民族才能获得自己的生存地位，获得你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