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生、汤伟侠主编的《中国道教科学技术史（汉魏两晋卷）》（科学出版社出版）涉及汉魏两晋的道教、道教的科学思想、炼丹术与化学、医学、养生学、天学、地学、物理学和技术等诸多领域。该书从道教文化的特殊性及其对中国科学的内在制约关系，去认识和探讨中国科学技术发展的逻辑。为了适应研究对象的这种特殊性，作者对“科学”进行了新的界定，提出“科学是人类经过千百年的探索与实践而形成的用于有效延长和增强自身能力的知识系统，它使人类面对自然界这个生存环境时，具有符合其价值取向的攫能效率。”这个定义具有更为广泛的普适性和包容性：其一，它强调科学在实质上是人类特有的攫能系统，其对象包括在特定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中人类所需的物质、能量和信息。这个概念适用于解释不同民族在不同历史阶段发展出来的文化的功能及相应的科学技术。其二，它强调研究者必须把科学技术放在各民族固有的历史文化背景和他们生存的特定自然环境中去理解，必须把科学技术理解为各民族固有的文化生态系统的有机要素，把科技的存在和演化与文化生态的存在和演化统一起来。这意味着，世界各民族历史上的科技成就，在人类文明史上都应获得合理的地位。对“科学”概念的这种新诠释，开拓了科学的合理边界，规定了道教科学技术史的研究空间。

　　该书提出了研究人类文化和中国科学史的几个深层次的理论问题：一、文化起源于人与自然的分离（即自然的对象化）和天—人张力的出现，文化是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长期互动“博弈”的产物，是人类用以向自然界施加力量的中介。二、从社会文明、文化演进的生物学基础看，人类文化的真正本质是一个庞大的自我累进的攫能系统，这个攫能系统的基础和实质，乃是以人类自我意识的产生为标志的人与自然的分离，以及自我意识支配下的人性外化与扩张。三、道教科技的攫能性指向与西方科学完全不同。“宗教和科学先后成为人类认识、解释世界的攫能效率的方式”，科学从不能承诺让人类完成自我实现、进入终极自由的彼岸世界，而道教却试图把这两者结合起来，虽然无法实现其宗教理想，却在一定历史阶段不自觉地对中国古代科技产生了推动作用。